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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公元1819年到1919年的100年时间里，世界相继出现了两个改变人类命运的国家：英国和美国。英国人开创的工业时代打乱了旧世界的格局和秩序，那是一个靠强权和实力说话的时代。而在一战之后崛起的美国人，已经不屑于这种老套的手段。正如美国第26届总统罗斯福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美利坚，正牵引着人类文明从工业时代走向商业时代。他们用大棒（硬实力）敲开世界财富的大门，用甜言蜜语（软实力）来维护自己在全球建立的霸权秩序。

　　从公元1919年到公元2019年，美国人依靠这样的策略已经称霸世界100年了。今天，世界上已经有更多的人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美国人还能维持这样的局面多久？他们能用“手持大棒口如蜜“的方法将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地区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慢慢的变大等问题逐一解决掉吗？答案似乎已经很明显了，从北非到中东，我们常常会看到美国人的身影，但他们的出现并没有使当地的情况有所好转，反而更糟糕了。甚至连他们在欧洲的忠实盟友，也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怼上几句，来发泄积蓄已久的不满。

　　作者这篇文章，将会对200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些重要的条件做一些浅显、不足道的分析。我常常在想：人类对自己的命运，总是要报以最大期望的。这是推动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也是古人类从密林走到平原，从乡村部族走向城市的精神支撑，人类从未被困难打败，恰恰是因为这些困难帮助人类走向更辉煌的未来。但我们更关心的线年，谁又将承担起解决人类共同困境的重要责任呢？谁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1768年，哈格里夫斯获得了珍妮纺纱机的专利所有权。经过他和妻子在此后6年里的一直在改进，到了1774年，一台珍妮纺纱机最多能安装的纱锭数量已经到达了80个。英国人在他们的史书上十分自豪地记录下这一伟大事件：珍妮机，它是世界工业革命开始的一个重要象征，更是大不列颠王国崛起于世界的重要里程碑。1819年，一个名叫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的女孩出生了，当时的英国人一定不会想到：18年后，这位年轻的女王将会带领英国人民征服世界，将大英帝国的旗帜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还会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

　　1890年，美利坚政府将全国铁路铺设轨距统一调整为4英尺8.5英寸。联合太平洋铁路、北太平洋铁路及南太平洋铁路这三条横跨大陆的铁路运输线至此畅通无阻，西部的物资将会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运输到东部工业区。到了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位居世界之首，到了1919年，美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一年的欧洲刚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正忙着收拾残局，重建家园。他们再也没精力和能力阻扰美国人的崛起了。从这一年开始，美国人将逐步接替英国人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世界的中心将从大西洋的东岸迁移到西岸。

　　当英国人刚刚在世界上失去往日风采时，美国人却恰好地顶替了他们。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说法中，最令人熟悉的一个观点是：美利坚与欧洲大陆相隔太远且国内外环境相对平稳，在欧洲各国为资源输出和商品倾销的地盘争得不可开交时，美国人却享有了宝贵的和平。当欧洲人深陷互相消耗破坏的恶性竞争中时，美国人却不断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和贸易网络，以至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不得不依靠美国人的接济渡过难关。这是美利坚崛起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作者认为：美国人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世界史上的第二代超级大国，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英国人的工业化在1819年前后影响了全球，他们的贸易网覆盖了全世界。但他们并没意识到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性，即：如果把大不列颠比作一个超级规模的大工厂，它并没有邀请一大批的分销商和零售商（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力量）来帮助其生产或销售产品，它往往更依赖本国人的力量来进行贸易扩张，我们大家可以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厂家直销及生产线垄断”（传统国家型工业经济）。

　　这种做法将会激化其他工业国家与自己的矛盾，因为没有办法与英国人展开深入的贸易合作，欧洲工业大国之间只能展开激烈的恶性竞争。例如采取降低价格，用武力拓展更多的殖民地，各自降低国内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以牺牲本国人的利益）等手段，而恰恰是这些拙劣的政策导致了欧洲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出现了普遍的危机：降低价格将导致政府财政出现困难；武力拓展殖民地又加剧了资金损耗，加重了军事危机；而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使得民众更加怨恨政府，内部矛盾加剧。欧洲社会在一战二战前，正是在这样的多重危机下苦苦挣扎。衰落是没办法避免的。

　　在1840年的《爱丁堡评论》里，托马斯·卡莱尔这样描述英国人的雄心壮志：我们搬走了大山，并将大海变为通途；什么也阻止不住我们。我们向粗野的自然挑战；并用我们不可阻挡的机器，永远胜利地前进，并满载战利品而归。正是在这一年的六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英国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了。

　　19世纪几乎是英国人的世纪，他们的机器和炮管同时向自然和传统人类社会宣战。他们用战舰“运送”商品，用枪炮“开采”矿产，用强制条款“谋求“贸易利润。但在获取了令世人称羡的财富同时，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内外经济关系也出现了微妙变化。他们开始尝试用金融手段代替军事手段、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说服政府采取自由贸易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即用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国家支配型经济来开展国际贸易，将对外贸易的发展及规则交由国际市场决定。

　　但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并没有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因为还有一种传统经济思维正深深影响着英国人，提出这一系列主张的人就是托马斯·孟。在他的观点里有3条最具代表性：1，勒令输出鱼、谷物或军火的商人将售价的全部或一部分以货币形态带回（英国），并不能增加我们的现金。2，专营外汇的商人不能增加或减少我们的财富。3，使外国人遵守现金使用法令并不能增加或保全我们的现金。令人意外的是，亚当·斯密也是这一理论的忠实信徒，他提出的非常大的优势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所展开的。

　　亚当斯密认为：交换价格是由该物品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么，英国人对外贸易时获得利润的主要方法就是：用本国劳动量低的产品交换贸易国的产品（这一些产品在英国要消耗更多的劳动力）。例如英国人的纺织业发达而农业相对弱势，他们就会用棉纺织品换取法国人的谷物，而绝对禁止本国人向法国出口谷物和进口纺织品。这种非常大的优势理论所衍生出的重商主义认为：获取他国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是一个国家实力的综合表现，贸易的目的是为了积攒金银。这种经济思维决定了英国人乃至欧洲贸易伙伴们的决策：不断减少劳动力（提高技术、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持续不断的增加优势产品的出口，减少或杜绝劣势产品的出口。